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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臺詩案發(fā)生于元豐二年（1079年），時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，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后謝恩的上表中，用語暗藏譏刺朝政，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。這案件先由監(jiān)察御史告發(fā)，后在御史臺獄受審。所謂“烏臺”，即御史臺，因官署內遍植柏樹，又稱“柏臺”。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筑巢，乃稱烏臺。所以此案稱為“烏臺詩案”。
受到牽連的人中，三個人的處罰較重。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，而且時常與他交往，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，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，寵妾壓妻。被削除一切官爵。其次是王鞏，被御史附帶處置，發(fā)配西北。第三個是蘇轍，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，自己愿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，他并沒有收到什么嚴重的毀謗詩，但由于家庭連帶關系，仍遭受降職處分，調到高安，任筠州酒監(jiān)。
其他人，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，司馬光和范鎮(zhèn)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，都各罰紅銅二十斤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，在蘇軾入獄其間，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，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“奸邪”、“小人”、“新進”的那些變法派大臣，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。此真可謂是一目了然也。

烏臺詩案發(fā)生于元豐二年（1079年），時御史何正臣上表彈劾蘇軾，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后謝恩的上表中，用語暗藏譏刺朝政，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蘇軾四大可廢之罪。這案件先由監(jiān)察御史告發(fā)，后在御史臺獄受審。所謂“烏臺”，即御史臺，因官署內遍植柏樹，又稱“柏臺”。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筑巢，乃稱烏臺。所以此案稱為“烏臺詩案”。
【烏臺詩案】
烏臺，即御史臺。據(jù)《漢書·朱博傳》記載，御史臺中有柏樹，烏鴉數(shù)千棲居其上，故稱御史臺為“烏臺”，亦稱"柏臺"。烏臺詩案，即御史臺詩案。它興訟于宋神宗趙頊元豐二年（1079）。蘇軾是被告。原告是：權監(jiān)察御史里行何正臣、舒亶，國子博士李宜，權御史中丞李定等人。他們指控蘇軾寫詩文訕謗朝政、反對新法、指斥皇帝，要求處置蘇軾。
原來，蘇軾步入仕途之日，正值王安石變法之時。朝廷上革新派和守舊派兩軍對峙，斗爭激烈。蘇軾站在守舊派的立場上，多次上書神宗，表明自己的反對態(tài)度，并請求盡快制止變法。請求未果，于是希望離開政治斗爭的旋渦，故上書請求外任。獲準后，先任杭州通判，三年后，又到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任知州。在此期間，蘇軾針對新法推行中出現(xiàn)的問題，寫了一些譏諷新法的詩文，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。任湖州知州后不久，烏臺詩案便發(fā)生了。
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、舒亶等御史們對蘇軾的指控后，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蘇軾。押解至京后，蘇軾被投入御史臺的監(jiān)獄。何、舒等人把蘇軾寫的詩深文周納、無限上綱、曲解附會，目的是欲陷彼于罪，置彼于死地。他們對蘇軾詩《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（之二）》的解釋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。全詩如下：
凜然相對敢相欺，直干凌空未要奇。
恨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間唯有蟄龍知。
這是一首借物抒懷的詠物詩，作者是想以此說明自己有檜樹一樣挺拔不屈的品格。何、舒等人則借此大做文章，指控這首詩有不臣之意。
烏臺詩案在朝野引起的反響是強烈的。對蘇軾心寄同情和出面營救的人不少。遠在湖州、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，為蘇軾祈禱平安。
宰相吳充對神宗說：“陛下以堯、舜為法，薄魏武固宜。然魏武猜忌如此，猶能容彌衡，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？”
曹太后說：“昔仁宗策賢良，歸喜曰：‘吾今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?！w軾、轍也。今殺之可乎？”
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神宗皇帝說：“安有圣世而殺才士者乎？”
1079年7月，蘇軾在湖州任上，因烏臺詩案獲罪入獄，次年元月，被流放至黃州。詩案之前，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，蘇軾歷任密州知州、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，政績卓著。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，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。而詩案之后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，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，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、轉向人生體悟。至于晚年謫居惠州儋州，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，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，收斂平生心，我運物自閑，以達豁然恬淡之境。
以烏臺詩案為界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(chuàng)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。在貫穿始終的“歸去”情結背后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，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——漸老漸熟，乃造平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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